前几天，记者刚拨通戴逸教授家电话，向他请教北京在本世纪不同时期的叫法，今天又代表中华读书报致新年问候并寻问近况。戴先生告诉我，由他和李文海共同主编的20卷《清通鉴》总计600万字刚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世纪到来还没喘口气，案头又堆满了《中华大典》的材料。编撰《中华大典》是国务院特批项目，由任继愈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戴逸负责历史分典主编。我说“又是一部浩大工程”。戴逸讲，“‘大典’计划两年左右完成。除了编书，平时也写些短文，每年总要发表十几篇吧。”我又问道：您对新世纪文化发展有什么看法？他停顿了一下认真回答道：“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对下个世纪历史学科发展我个人认为要把研究共和国五十年历史与世界现代史结合起来，回顾过去、及时总结对新世纪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探索了整整二十年，到了该好好总结的时候了；下个世纪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密切，因此，了解世界最新发展以及不断变换的格局，是摆在我们历史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新世纪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形势严峻，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去迎接挑战。”
戴逸最后说，“《中华读书报》文化信息量很大，版面多、文章多，特别是有争论，有批评，这样办报好，读者需要。希望读书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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